人工智能哲学先驱玛格丽特·博登逝世：她如何用计算机语言重新定义人类思维与创造力？
玛格丽特·博登（Margaret Boden）于2025年7月18日在英国布莱顿的一家护理院去世，享年88岁。她是一位罕见的跨界思想家——既是哲学家，又是认知科学家，更是人工智能领域最早系统性思考“机器能否创造”这一根本问题的学者之一。
尽管她本人几乎不会使用电脑，甚至直言“我对这些该死的机器束手无策”，但她却以计算机科学的语言为工具，深入剖析人类思维的本质。她的工作不仅影响了哲学界，更直接启发并塑造了心理学、语言学、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正如同行布莱·惠特比所言：“她是少数真正能‘指导’科学的哲学家。”
博登出生于1936年的伦敦，父亲是公务员，母亲在英波石油公司工作。自幼聪慧过人，少年时期便痴迷于查令十字街的旧书店，尤其钟情于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作品。她最初在剑桥大学攻读医学，但很快转向“道德科学”——即哲学的代称。这段经历奠定了她一生关注的核心命题：意识、心灵与物质大脑之间的关系。她在广播节目《科学人生》中回忆道：“一方面我着迷于宗教与神学问题，另一方面又深深被进化论吸引，尤其是‘一个物理性的大脑如何产生心理体验’这个问题。”这种跨学科的好奇心，使她后来成为连接人文与科学的关键桥梁。
在哈佛攻读社会心理学博士期间，博登偶然在一家二手书店发现了乔治·米勒、尤金·加兰特和卡尔·普里布拉姆合著的《行为的计划与结构》（1960）。这本书首次将“计算机程序”的概念应用于整个人类心理过程的建模，提出人类行为可以被理解为信息处理系统的结果。
她曾形容：“这本书在五分钟内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正是这本书让她意识到，计算机不仅是计算工具，更是一种理解心智的新范式。
这一洞见促使她回到英国后，积极参与创建苏塞克斯大学的认知科学中心——这是全球最早整合心理学、语言学、神经科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机构之一，标志着现代认知科学的正式诞生。
博登最广为人知的贡献之一，是在其经典著作《创造性心灵：神话与机制》（1990）中提出的三种创造力类型：组合型、探索型与转型型。
她挑战了传统认为创造力来自“灵光乍现”或“神性赋予”的观点，主张创造性思维本质上是一种信息重组过程，可以通过计算模型加以模拟。
组合型创造力指的是将已知元素以新颖方式组合，例如诗歌中的意象拼接、讽刺漫画或艺术风格的融合（如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她指出：“让计算机随机组合两个数据结构轻而易举，它能无限地产出新奇搭配。”但这只是创造力的初级形式，真正的难点在于判断哪些组合具有意义。
第二种是探索型创造力，即在既定规则体系内进行创新，比如创作一幅印象派风格的新画作，或合成一种新的苯衍生物。这类创造力在AI中已有显著体现，例如她提到的爵士乐生成程序Impro-Visor——它能学习查理·帕克等大师的演奏风格，并生成符合该风格的即兴旋律。
博登承认这类系统的输出“在表现力之外几乎令人信服”，但关键缺陷在于：它们无法评估自己作品的艺术价值。
换句话说，AI可以“模仿”，却不能“品味”。它不知道什么是“好”的音乐，也不具备审美判断力。这种缺失，正是人类创造力中不可或缺的情感与文化维度。
第三种也是最高级的创造力——转型型创造力，被博登称为“三种中最性感的一种”。
它不是在现有框架内创新，而是打破规则本身，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范式，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对牛顿力学的颠覆，或毕加索开创立体主义。这类创造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博登对此类AI的可能性持强烈怀疑态度。她认为：“计算机只能执行程序设定的规则，无法真正‘跳出框架’。”即使程序允许自我修改，其变化仍受限于初始设计逻辑。因此，真正的“范式转移”需要一种超越算法的能力——那是一种源于生命体验、情感冲突与社会互动的深层理解，而这正是当前AI所缺乏的“意向性”与“主体性”。
当被问及如果博登看到今天的大型语言模型如ChatGPT会作何反应时，ChatGPT自己给出了回答：“她可能不会惊讶于它的存在，但一定会既着迷又严厉批判。”这番话出人意料地准确。
事实上，博登早在2014年就明确表示：“我很难想象会有这样一个程序，能就从足球到化石的一切话题，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类进行丰富而微妙的对话——这在我看来纯属幻想。”
她进入护理院时，这类技术尚未普及，她未能亲身体验。但她的哲学立场始终清晰：符号操作不等于理解，流畅回应不等于意识。
AI可以模仿语言模式，却无法拥有意图、情感或对意义的真实感知。这也是为什么她始终坚持，真正的智能必须包含“具身性”与“社会嵌入性”。
不同于许多远离实证研究的哲学家，博登的工作深深嵌入科学实践之中。她出版的两卷本巨著《作为机器的心灵：认知科学史》（2006）被誉为该领域的奠基之作，系统梳理了从图灵、香农到联结主义兴起的思想脉络。她不仅记录历史，更参与塑造了历史。
苏塞克斯大学教授阿尼尔·塞思（Anil Seth）曾受她指导，他表示：“她是那种能让你重新思考问题框架的人。”她的影响力体现在无数研究者的论文引用中，也体现在那些原本认为“哲学无用”的科学家开始认真对待“什么是智能”“什么是意识”这类看似抽象的问题。她证明了哲学不是科学的附庸，而是其不可或缺的指南针。
面对“AI是否会统治人类”的流行焦虑，博登在2018年发表于《Aeon》杂志的文章中给出了冷静回应：“它们当然不会想要接管社会，因为它们根本没有‘想要’。”她强调，计算机的目标是人类赋予的符号指令，背后没有欲望、恐惧或动机。AI可以优化目标函数，但无法产生内在驱动力。就像一个下棋程序赢了比赛并不会感到喜悦，一个聊天机器人说了“我爱你”也不代表它真的动情。真正的“意图”来自于生物体在环境中生存、适应、繁衍的过程中形成的主观体验。而这一点，是任何当前技术都无法复制的。她的观点提醒我们：对AI的恐惧，往往反映的是人类自身的不安，而非机器的真实威胁。
玛格丽特·博登的一生，是在技术狂飙突进的时代里，坚持追问“什么是人类独特性”的清醒者。她用哲学的严谨与科学的视野，揭示了人工智能的可能性边界，也照亮了人类创造力的深层机制。
她让我们明白，创造力不只是“新颖”，更是“有意义的新颖”；
智能不只是“反应”，更是“理解”；
对话不只是“连贯”，更是“共情”。
在这个ChatGPT可以写出动人诗句、生成逼真图像的时代，她的质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我们或许已经造出了会“说话”的机器，但离造出会“思考”、会“感受”、会“创造”的心灵，仍有遥远的距离。
而这，正是博登留给我们的永恒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