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要列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司，你会发现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 ）名列前茅。它是与英特尔和三星并列的极少数能够制造最先进微芯片的公司之一，并且在该市场占据领先地位。
台积电为苹果的iPhone 和 MacBook生产微处理器和 5G 芯片。它为英特尔和AMD生产芯片。它还为推动人工智能热潮的Nvidia 、Meta和亚马逊生产芯片。
台积电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有时被称为台湾的“硅盾”。（台湾有另外一个相反案例：X师傅方便面 被称为 “灭顶”）
台积电的起源故事引人入胜： 1985 年，张忠谋创立了台积电，张忠谋在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工作了 20 多年后，被吸引到台湾，担任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帮助发展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张忠谋到台湾后不久，就从工研院分拆出台积电。尽管当时半导体行业竞争激烈，而台湾的技术相对落后，但在张忠谋的领导下，台积电在十年内每年盈利 10 亿美元，并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商。
鉴于台积电的重要性，张忠谋的故事以及他如何创建这家公司显然是人们感兴趣的。他已在两卷自传中讲述了这个故事。第一卷于 1998 年出版，涵盖了他从出生到在德州仪器工作的早期经历。第二卷于今年 11 月出版，涵盖了他此后的人生直至现在。
不幸的是，这两本书目前都只出版了中文版。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无限自由机器翻译的世界，而且台积电的成立是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似乎没有人费心将它们翻译成英文。
张氏早年经历 张忠谋（中文名“张忠谋”）1931 年出生于中国宁波。他的家庭似乎是中产阶级，或者可能是中上阶层：张的父亲先在当地政府从事金融工作，后来在广州的一家银行工作。小时候，张忠谋因为战争而四处搬家：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广州遭到轰炸，张忠谋全家搬到了香港。1941 年日本袭击珍珠港，日本于同一天入侵香港，在被占领的香港生活了一年后，张的父亲带着全家穿越战线，来到自由中国的重庆。战争结束几年后，随着中国内战加剧，全家被迫再次逃回香港。
现在，张先生即将高中毕业，但他不确定自己下一步想做什么。他希望成为一名作家，但他的父亲说服他，以写作为生很难，并建议张先生学习技术或工程学。当时，香港没有好的理工大学，所以张先生的父亲鼓励他申请美国大学。张先生的叔叔在东北大学担任教授，并帮助他申请哈佛大学，他被录取了。在一个大约 1100 名新生中，张先生是唯一的中国学生（张先生指出，他所在的班级总共只有 14 名少数民族或外国学生 - 1 名黑人、1 名日本人、1 名非洲人、3 名欧洲人和 8 名西班牙裔。）
张在哈佛大学表现出色，第一年结束时，他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 10%。但尽管张最终希望将来回到中国，但当共产党赢得战争，迫使国民党逃往台湾时，他的计划发生了变化。在大学第一年，张最感兴趣的是学习人文和文学，但现在他认为他需要为未来的职业做更多的规划。张仍然对工程学没有真正的兴趣，但（据他父亲说）他认为工程学将提供良好的职业前景，因此他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机械工程。他努力学习，于 1952 年获得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并于 1953 年获得硕士学位。
张计划继续上学，获得博士学位，因为当时大多数中国学生都是这么做的（显然他们认为这是在美国获得稳定职业的唯一可靠途径。）张参加了两次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入学考试，但都失败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规定禁止他第三次参加考试。
沮丧的张先生计划一团糟，于是他决定找份工作。他申请了好几个公司，都收到了录用通知（毕竟他有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他把选择缩小到两个：在福特汽车公司做研究，或者在一家名为 Sylvania 的公司帮助实现晶体管制造的自动化。
- 福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是一家规模庞大、业绩辉煌的公司，可以为张先生提供稳定的工作和职业发展潜力，而且张先生和他未来的上司相处得很好。
- Sylvania 公司 似乎很混乱，他未来的上司似乎对他漠不关心，张先生根本不知道晶体管到底是什么。他决定接受福特的工作。
张忠谋进军半导体领域 张先生于 1955 年开始在 Sylvania 工作。当时，Sylvania 是少数几家获得AT&T 技术许可并生产晶体管的公司之一。在 Sylvania 的工厂里，晶体管是手工组装的，每次组装一个晶体管（一个好工人可以“每小时生产几十个晶体管”）。张先生观察了 Sylvania 的制造过程；他对晶体管了解不多，但他知道半导体对杂质和化学变化非常敏感，他怀疑工人在焊接晶体管时不小心损坏了晶体管，大大降低了产量。张先生开发了一种新的焊接方法，不需要对晶体管进行太多加热；产量提高了，很快每条生产线都采用了他的新方法。
张忠谋全身心投入到对晶体管和半导体的学习中。他开始学习威廉·肖克利的晶体管和半导体教科书，一页一页地仔细阅读。他有一位同事是半导体专家，每天晚上都在酒吧喝酒；张忠谋会和他一起坐在酒吧里问他关于半导体的问题，回家后再继续学习，如果有更多问题，就会回到酒吧。
张被提升为研发部主管，帮助开发新的晶体管产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的部门开发了几种不同的锗晶体管（虽然今天大多数晶体管都是硅，但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锗都是晶体管的主要材料）。张继续研究半导体，并开始在期刊上发表他自己的研究论文。
但尽管张先生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Sylvania 的半导体部门仍然表现不佳，原因（据张先生说）是领导能力差。该部门的领导都是一些水平低下的人，他们没有任何半导体方面的背景，无法充分利用他们拥有的所有技术人才。张先生意识到 Sylvania 正在落后，当他被迫解雇一些下属时，张先生感到很不耐烦。他辞职，在德州仪器公司担任工程主管，并于 1958 年带着家人从波士顿搬到了达拉斯。
张先生加入德州仪器 当张忠谋来到德州仪器公司时，他立刻被深深震撼了。公司里几乎每个人都很年轻，不到 40 岁，每个人都工作非常努力，每周工作 50 小时甚至更多。有些员工工作非常努力，甚至把小床搬进办公室睡觉。虽然公司有明显的指挥链，但几乎没有地位或等级的标志：与 Sylvania 不同，这里没有为高管提供专用停车位，高管和工人一起在自助餐厅吃饭，高层管理人员和生产线工人可以自由交谈。TI 的每个人似乎都是半导体专家。
在 TI，张的第一个任务是帮助解决为 IBM 生产的晶体管的制造问题。IBM 自己在制造这种晶体管时非常困难，平均产量约为 5%（可接受的晶体管比例）。但是当工艺转移到 TI 时，它似乎根本行不通：工程师们开玩笑说产量“为零且稳定”。张疯狂地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日复一日地从早上 8 点工作到午夜。他得出结论，IBM 的工艺规格不好，并根据他对半导体理论的了解以及他在 Sylvania 的生产线经验对工艺进行了更改。产量逐渐开始上升，首先达到 IBM 的性能，然后超越它。最终产量超过 30%，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今天，30% 的产量被认为非常低）。在 TI 为 IBM 生产的四种晶体管中，只有张的生产线超过了 IBM 自己的产量。张很快被提升为锗晶体管的研发经理。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张的部门发展到十几名工程师。在此期间，张遇到了杰克·基尔比，并了解到他计划尝试制造集成电路。张对此持怀疑态度——制造一个晶体管是如此困难，制造一个集成了许多晶体管的设备肯定是不切实际的——但当基尔比向他征求建议时，他还是提供了自己的专业知识。
最后，一位经理找到张忠谋，告诉他，他最终可以升任研发副总裁，但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获得博士学位，而 TI 将为张忠谋出钱。张忠谋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尽管他有点担心在学校期间暂停职业生涯会让他失去很多机会。1961 年，张忠谋申请并被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研究生项目录取。他再次努力学习，并在 3 年内毕业，但当他回到 TI 时，他发现他的许多前同事都晋升了几级，而他却回到了原来的职位。但张忠谋希望他的新知识以及他以前共事的人现在在公司中位居高位的事实对他的未来是一个好兆头。
1964 年回国后，张忠谋很快被派去帮助 IBM 解决另一个锗晶体管制造问题。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并晋升为整个锗晶体管组的经理。现在硅晶体管已经开始取代锗晶体管，但锗部门仍然是 TI 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部门。作为整个部门的经理，张忠谋要担心的远不止晶体管制造的技术方面，他决心学习业务的所有其他方面——营销、定价、财务、战略、会计等等。张忠谋继续表现出色并不断晋升，1965 年他先是担任硅晶体管部门主管，然后于 1966 年担任集成电路部门主管。
当他出任 TI 集成电路部门主管时，该部门正举步维艰。尽管需求增长迅速，但众多竞争对手压低了价格和利润率。张忠谋想出几种策略来应对这种情况。首先，他利用 TI 先进的制造能力来生产带有更多晶体管的集成电路（所谓的“中规模集成”或 MSI）。虽然 TI 目前的集成电路是几乎任何人都可以生产的标准化商品，但很少有制造商能够实现 MSI；如果能够说服客户相信 MSI 的价值，TI 的利润就会高得多。张忠谋还致力于提高集成电路的产量，当时的产量不到 20%。他决定在休斯顿开设一家新工厂，距离达拉斯现有的工厂非常近。新工厂的产量很快达到了 40%，为了应对竞争压力，达拉斯工厂也设法提高了产量。
在领导集成电路部门期间，张忠谋从波士顿咨询集团了解到了学习曲线理论。学习曲线是指生产量每增加一倍，生产成本就会下降一个固定的百分比。张忠谋很快意识到了学习曲线对半导体制造业的强大作用：高市场份额和大产量将使成本非常低，形成一条竞争对手难以逾越的效率护城河。由于德州仪器的高产量，该公司的制造成本已经低于竞争对手，因此张忠谋决定定期降低集成电路价格，以压制竞争对手并试图夺取市场份额。
在此期间，德州仪器也开始在海外设立工厂，这为张忠谋带来了另外两个重要发现：
- 一是德州仪器在台湾设立工厂后，张忠谋开始定期访问台湾。
- 二是张忠谋发现亚洲半导体工厂的良率远高于美国工厂。
张先生在德州仪器公司的业绩下滑 1972 年，张再次升职，成为整个半导体部门的负责人。但此时他开始陷入困境，他与老板和德州仪器领导层的关系也变得紧张。他开发 16 千字节 RAM 的项目失败了，而张的老板则通过设立一个不受张控制的平行项目来破坏他的计划，该项目旨在复制竞争对手的 16k 产品。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行业部门的负责人，张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招聘，但由于德州仪器位于德克萨斯州，远离硅谷，他越来越难以吸引人才。更糟糕的是，张的老板决定在德克萨斯州的拉伯克建立一个新工厂，而这个工厂基本上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张拒绝了老板优先将半导体生产能力分配给德州仪器产品的命令，而是选择将其公平地分配给内部和外部客户。随着紧张局势加剧，德州仪器的领导层开始公开批评张。
张先生对德州仪器的技术知识和决策状况也越来越不满。他的顶头上司弗雷德·布西 (Fred Bucy) 没有半导体背景，而高管层的知识也越来越过时（他们似乎对此一无所知）。张先生试图说服领导层开始从外部供应商那里购买制造设备，这些设备比德州仪器内部设计的设备更先进，产量更高，但他没有成功。他也没有说服他们增加研发支出，张先生认为这是一个短视的决定，优先考虑短期利润而不是长期竞争力。
1977 年，张先生越来越不高兴，于是他要求调职，并被调任为 TI 消费产品部门的负责人。但情况并没有好转。消费产品是 TI 近期的一项举措，旨在直接销售半导体产品，而不是简单地成为其他公司的供应商，但该公司很快发现，向消费者销售产品与向企业销售产品是截然不同的业务。张先生接任时，TI 有三条产品线：简单的消费计算器、更先进的科学计算器和电子手表。只有科学计算器是盈利的，但它们只是很小的收入来源；整个部门都在亏损。
张忠谋无法改变这一现状；他认为，进军消费产品领域是误区。在张忠谋领导期间，唯一一款成功的消费产品是 1978 年推出的Speak and Spell ：由于它需要特殊的语音合成芯片，设计和制造都很困难，因此它不像 TI 的大多数其他产品那样容易被低成本竞争对手复制。但 Speak and Spell 的利润相对较低，该部门的整体发展轨迹没有改变。
1979 年，德州仪器发布了家用个人电脑TI-99/4 。张忠谋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TI-99/4 销量不佳，不到 20,000 台，被描述为“令人尴尬的失败”（尽管其继任者 TI-99/4A 更为成功）。作为消费产品集团的负责人，张忠谋被指责为这次失败的罪魁祸首，并于 1981 年被调任新职位，担任质量和生产力总监，张忠谋后来将其描述为“被解雇”。他的奖金和资历级别被降低，他认为他的股票期权被取消并被要求退休只是时间问题。尽管张忠谋对德州仪器非常忠诚，但他最终还是受够了，并于 1983 年辞职。
通用仪器 张先生四处寻找新工作，一度考虑担任柯达新数码摄影部门的负责人，但最终接受了电子制造商通用仪器公司的总裁一职。他搬到了纽约市，住进了特朗普大厦 53 层（特朗普本人就是他的隔壁邻居）。
但张在通用仪器公司取得的成功并不比他在德州仪器公司任职的最后几年多。他的下属对他漠不关心或充满敌意，他很快发现他对新角色的看法与雇用他的首席执行官不一致。张认为他应该帮助打造通用仪器公司最成功的现有业务，但他逐渐意识到老板希望他收购小公司，重组其业务，然后转身出售，类似于私募股权公司。不到一年，张就被要求辞职。
在通用仪器公司短暂任职期间，张志军确实有过一次值得注意的经历。有一次，一位企业家找到他，想筹集 5000 万美元创办一家芯片设计公司，但不久之后，这位企业家又回来告诉他，他根本不需要这笔投资：他不必花钱建造晶圆厂，只需将所有制造业务外包给其他半导体公司即可。（这位企业家就是戈登·坎贝尔 (Gordon Campbell) ，他后来创立了Chips and Technologies ，这是首批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之一。）
工研院 当张忠谋在德州仪器苦苦挣扎时，在世界的另一端，台湾正在制定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计划，希望成为不仅仅是“塑料玩具和低成本跑鞋”的产地。1973 年，台湾成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 (ITRI)，以帮助发展其工业和技术能力。台湾的工业政策剧本主要基于日本和韩国的成功经验，而 ITRI 则以这两个国家成立的类似机构为基础。
工研院致力于发展的科技型产业之一是半导体制造，1976年台湾从当时正退出半导体行业的RCA公司获得了一种过时的7微米半导体制造工艺的许可，不久工研院就利用这项新技术建成了一条完整的半导体生产线。
台湾领导层意识到，如果想要新兴半导体行业取得成功，就需要外部专家的帮助，因此自 1970 年代以来，台湾领导层一直在温和地向张忠谋示好。在德仪任职期间，张忠谋应邀访问工研院，并撰写了一份关于台湾如何发展电子行业的报告。当工研院寻求技术授权时，他们问张忠谋是否有兴趣；尽管张忠谋拒绝了（德仪当时没有授权任何技术），但他帮助他们完成了收购过程，并确认 RCA 的 CMOS 技术是一笔不错的买卖。实际上，早在 1982 年，张忠谋就被邀请担任工研院院长，当时他甚至还没有离开德仪，但他无法与老板达成可行的协议，因此拒绝了。张忠谋离开通用仪器后，他再次被邀请担任工研院院长，这次他同意了。
工研院的宗旨是帮助台湾发展科技产业，但张教授上任后发现，工研院过于注重学术研究，与产业需求脱节。他提出了三点计划来改变这一现状：
- 首先，工研院应改变其资金模式，使其资金的一半来自产业。这将确保工研院研究的东西对私营企业真正有用，而不仅仅是研究人员感兴趣的东西。
- 其次，为了帮助传播其开发的技术，工研院应该开始成立由工研院员工组成的公司。
- 第三，表现最差的工研院员工应该被留职；当时工研院从未解雇过任何员工，甚至没有警告机制。张教授希望此举能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绩效。
张的改革计划几乎彻底失败。他寻求行业资助的想法遭到拒绝，而他的员工试用计划只能维持一年。他能够剥离几家公司，但这些公司似乎都没有立即取得明显的成功。张再次发现自己与他负责领导的组织发生了分歧。他的同事们不喜欢他，因为他在礼仪方面存在各种问题（例如在演讲时提问，这在美国被认为是正常的，但在台湾却很不礼貌），而工研院的员工则对公司剥离和试用政策对他们的工作安全造成的威胁感到愤怒。最终，台湾政府中张的支持者要么继续前进，要么退休；在反对声中，张决定于 1988 年离开工研院。
张忠谋表示，在工研院任职期间，自己只做了一件大事，而且这件事占据了他在工研院近一半的时间：创办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
创立台积电 张忠谋上任第二天就拿到了前任的待办事项清单。清单上的第一项是处理三家不同集成电路公司建造半导体工厂的请求。这些请求让工研院陷入困境：建造三家独立工厂的资金将超过 1 亿美元，这对工研院来说是一笔巨款。另一方面，工研院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帮助发展工业技术，工研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发展其半导体制造能力。他们现在怎么能转过头来拒绝有助于扩大其能力的请求呢？领导层感到束手无策，但张忠谋看到了前进的方向。
当时，大多数半导体制造商既设计芯片，又制造芯片。一家公司可能会出租其多余的晶圆厂产能，但其他公司很难依赖这一点。使用另一家公司的制造能力通常需要与其建立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不是人们可以随便走进街上购买的东西。当使用另一家公司的产能时，对方可能是竞争对手，总是存在他们会盗用你的芯片设计或优先生产自己的芯片的风险。事实上，德州仪器曾被多家公司起诉，称其不公平地优先制造芯片供自己内部使用；德州仪器在那场诉讼中获胜只是因为张不服从老板并拒绝这样做。
因此，张忠谋知道，简单地“购买”别人的晶圆厂产能是困难的。但他也知道，自己建造晶圆厂越来越难；晶圆厂的成本不断上涨。由于他了解学习曲线，张忠谋还知道，晶圆厂的产量尽可能大，以实现低生产成本，这一点非常重要，而目前台湾的晶圆厂规模太小了。
张先生已经看到一些企业家试图创办半导体公司，他们根本不拥有晶圆厂，而只是租用所需的产能。他还记得德州仪器在为其他客户生产定制产品而非标准化产品时获得的非常高的利润率。他还看到了晶圆厂使用供应商提供的制造设备可以取得的成就；建造晶圆厂不再意味着必须自己建造所有的制造设备。
工研院在半导体制造能力方面并不强。得益于 RCA 的技术授权，工研院建立了一条真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但授权时该技术已经过时，尽管工研院推动了该技术的发展（从 7 微米到 5 微米再到 4.5 微米），但业内其他企业的发展速度更快，工研院在尖端技术方面落后得更远。工研院没有能力设计或销售自己的芯片。工研院唯一真正的优势是它已经成功实现了非常高的工艺良率，张忠谋在东南亚半导体工厂中多次看到过这种现象。
基于所有这些因素，张忠谋建议，工研院不应为每家提出要求的公司单独建造一座晶圆厂，而应建造一座供三家公司使用的“共用晶圆厂”。该工厂将由工研院分拆出来，由现有员工负责。而且，新公司不仅为这三家公司生产芯片，还将提供“代工”半导体制造服务；任何想要由他们制造芯片的人都可以。新公司不会进行任何设计工作，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与任何客户竞争。它生产的所有芯片都将由其他人设计。
张忠谋希望这项新业务最终能够成为半导体技术的前沿，但从设想来看，它本质上是一种客户服务：其“产品”将是目前尚不存在的可靠的合同半导体制造服务。客户无需建立特殊关系或担心被排在队伍后面就可以制造芯片。它不会提供尖端技术，但并非所有芯片都需要最新最好的工艺节点。张忠谋认为，随着建造半导体工厂的成本不断上升，此类服务只会变得更具吸引力，可靠的合同制造将允许创建更多没有自己的工厂的“无晶圆厂”公司。
张忠谋的计划遭到反对，但他最终说服台湾领导层，为这家名为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简称台积电）的新企业提供资金是值得的。然而，如果没有私人投资者的参与，就无法为这样的企业提供资金，而如果项目看起来风险太大，私人投资者也不会参与。为了让人们对这个项目有信心，张忠谋需要找到一家现有的半导体制造商来合作，该制造商将提供很大一部分资金。
张忠谋询问了所有主要的半导体制造商，包括英特尔、德州仪器、摩托罗拉、AMD、松下和索尼，他们是否愿意投资。尽管每个人都认识并尊重张忠谋，但他们都拒绝了他。唯一感兴趣的公司是荷兰的二流半导体制造商飞利浦。飞利浦同意了，并不是因为台积电的想法特别引人注目，而是因为他们想利用台湾的低成本劳动力并在那里扩大工厂运营，而投资台积电似乎是赢得台湾政府青睐的好方法。最终，飞利浦向新企业投资了 4000 万美元，私人投资者投资了 3500 万美元，政府投资了 7000 万美元。1
为了管理公司，张忠谋需要一个与欧洲和美国半导体行业有密切联系的人。虽然台积电的早期客户将是台湾人，但张忠谋知道，长期来看，只有能够向更大的美国和欧洲市场销售产品，公司才能取得成功。张忠谋认为自己最适合这个职位，但由于他正在管理工研院，所以他聘请了通用电气半导体业务的前总监吉姆·戴克斯 (Jim Dykes)，而通用电气正在关闭该业务。戴克斯于 1987 年初加入台积电，当时台积电的第一家工厂（工研院大楼内一条改建的生产线）刚刚投入运营。
台积电开始运营 正如预期的那样，台积电的首批客户是台湾的半导体公司，但在 1987 年底，英特尔意外地拜访了该公司。英特尔希望利用台积电生产一些较旧、不太先进的产品，以便腾出产能来生产更多尖端芯片。英特尔首先让台积电试运行，看看台积电的产量是否能满足英特尔的要求；当产量满足要求后，英特尔就成为了台积电的第一位美国客户，但在此之前，英特尔要求台积电建立严格的生产控制系统，包括质量控制、预防性维护和统计过程控制。
获得英特尔作为客户是台积电能力的有力证明，而英特尔很快便被许多其他希望外包部分生产的大型半导体制造商效仿：摩托罗拉、德州仪器、飞利浦等。在某些情况下，台积电的成本不仅低于外包公司，而且其收益也更高。
至 1988 年，台积电已实现现金流正向，而且（在张忠谋成功克服董事会反对后）公司破土动工建造第二家工厂。这座工厂是台积电成功的真正驱动力：第一家工厂是改建的工研院大楼，而第二家工厂则是一座全新的绿地。它不仅将以更大的规模运营（每月 30,000 片晶圆，而第一家工厂每月生产 13,000 片晶圆），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而且标志着台积电开始努力推动其制造技术的发展。新工厂是全球首家采用SMIF （标准机械接口）晶圆承载舱的半导体工厂。SMIF 是当今FOUP 的前身，可充当晶圆的微型洁净室，减少晶圆暴露在环境污染物中并减少缺陷。台积电还在其光刻机（半导体晶圆厂的心脏）上冒着风险；虽然大多数半导体制造商都使用尼康或佳能的设备，但台积电却选择了新公司 ASML 的性能更高但相对未经测试的设备（部分原因是 ASML 是从台积电的主要投资者飞利浦分拆出来的。）
（在这些事件的某个时刻，张忠谋接任了台积电的负责人，但奇怪的是，这本书对这一过渡的具体细节保持了沉默。张忠谋谈到了戴克斯的继任者，但没有谈到他自己离开工研院之后会发生什么。）
台积电的赌注获得了回报，公司迅速发展；在 10 年的时间里，其收入以平均每年 49% 的速度增长，到 1995 年，其收入已超过 10 亿美元。到 2000 年，台积电已运营五家工厂，每年生产超过 300 万片晶圆。虽然其大部分产品是为英特尔等其他大型半导体制造商生产的，但张忠谋关于“无晶圆厂”半导体制造商崛起的预测已成真。到 2000 年，台积电 60% 的收入来自高通、博通和 英伟达 等无晶圆厂公司。
结论 自传第一卷的内容从张忠谋 1931 年出生开始，一直到 1964 年左右。上述时期涵盖了张忠谋在德州仪器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以及他在台积电任职期间直至 2000 年左右，这部分内容约占第二卷的一半。
不幸的是，我发现第二卷的其余部分出奇地无趣。它主要讨论的是高层企业运营：合并、合资、所有权协议（有很多内容是关于张忠谋处理飞利浦收购台积电的选择）、张忠谋对董事会和投资银行家的看法等等。相反，我最感兴趣的内容却很少：台积电如何继续推动制造技术的发展、采用 EUV 等等。有一些有趣的内容（例如台积电为 iPhone 制造芯片的交易是如何达成的，或者张忠谋和 Nvidia英伟达 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如何在一顿披萨晚餐中解决商业纠纷），但这些只是例外。
读到张忠谋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尽管他才华横溢，但他却常常以失败告终（或者至少陷入无法成功的境地）。很多人都在谈论德州仪器放弃张忠谋是多么愚蠢，如果他们没有放弃，台积电也许可以在美国成立，但现实却更加复杂，也更加有趣。张忠谋不仅未能担任德州仪器的领导（因为他在消费产品部门的失败以及他与高管领导层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而且他在接下来的两份工作中也失败了。通用仪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要求他离开，而他被迫辞去工研院院长一职，因为他在改革工研院方面几乎失败了，并在此过程中激怒了所有人。离开工研院后（五年内第三次辞职），张忠谋想知道，根据彼得原理，他是否已经达到了与他无能相称的水平。
而他在工研院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创建台积电——似乎并非板上钉钉。几乎没有一家现有的半导体公司认为张忠谋的计划值得资助；唯一一家认为值得资助的飞利浦公司更感兴趣的是讨好台湾政府，而不是业务本身的价值。如果情况稍有不同，很容易想象台积电根本无法起步。
张忠谋在台积电取得的巨大成功只有在事后看来才显而易见；当时没有人这么认为，包括台湾政府、其他半导体制造商以及张忠谋本人。